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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谈继续磋商可能性:希望美方对重回谈判桌的态度是

来源: 第一财经     时间: 2019-05-24 01: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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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谈继续磋商可能性:希望美方对“重回谈判桌”的态度是认真的

  北京5月23日电 (梁晓辉 宋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3日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希望美方对“重回谈判桌”的态度是认真的。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有记者提问,近段时间接连有报道称,华为、大疆、海康威视等中国高科技企业面临来自美国的技术供应限制措施。外界普遍猜测这是美方加大向中方施压的手段。与此同时,美财长姆努钦又表示,美对与中方举行新一轮磋商持开放态度,希望中美能重回谈判桌。在当前情况下,中方对继续进行中美经贸磋商的可能性持何看法?

  陆慷回应说,我们多次说过,中方的大门是敞开的,但磋商要有意义,必须要抱有诚意,一个互利的协议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希望美方对“重回谈判桌”的态度是认真的。

  陆慷表示,美国出于政治目的、动用国家力量无端打压中国科技企业,严重影响全球科技发展与合作,也损害了相关国家企业的切身利益,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显然也不利于为磋商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完)

九江银保监分局介入“九江银行29岁行长挂职副县长”调

  澎湃新闻记者 宋江云 钟煜豪

  5月23日下午,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中国银保监会江西监管局九江银保监分局方面获悉,九江银保监分局已经介入“九江银行29岁支行行长杨沁挂职湖口县副县长”的调查之中。

  5月19日,澎湃新闻独家报道了“29岁九江银行湖口支行行长杨沁挂职湖口县副县长”一事,这名女行长的学历背景和升职速度受到关注。

  官方简历显示,杨沁,女,汉族,江西九江市人,1990年2月出生,2009年5月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

  她于2004年进入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学习,2009年从该校毕业,获大专学历,之后在位于九江市浔阳区的九江银行甘棠支行担任柜员,2012年2月起任该支行客户经理,其间,杨沁于2010年至2013年通过江西财经大学函授专升本获得大学本科学历。

  上游新闻5月20日的报道援引湖口县委相关负责人的消息称,杨沁初中毕业后没上高中,直接就读于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通过“3+2”模式取得大专文凭,然后通过函授取得大学本科文凭。

  5月21日早间,澎湃新闻从多个信源处了解到,杨沁的父亲杨勇曾在2013年至2018年间担任九江市财政局副调研员一职,属局领导,现在是九江市金融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九江银行,原名九江市商业银行,由当时的八家城市信用社组建而成,于2000年11月18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批准正式开业,系区域性商业银行,而九江市财政局为九江银行大股东之一,1962年出生的杨勇本人曾任九江银行监事、董事,2018年5月,杨勇出任九江市金融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该集团由市财政局出资设立,旨在为九江市经济发展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全力服务九江市实体经济发展。

  澎湃新闻查询发现,杨沁的父亲杨勇曾在九江市财政局企业科、商贸科工作,2012年5月的一则新闻报道显示其当时已任九江市财政局经建科科长。

  2013年5月公布的一份《九江市财政局领导班子简历及分工》显示,杨勇已任九江市财政局副调研员,协助分管经建科、金融科工作。此时,其女杨沁还在九江银行甘棠支行担任客户经理。

  澎湃新闻注意到,2015年4月,杨沁从九江银行甘棠支行客户经理调任九江银行大校场支行行长助理,这两家支行均位于九江市城区。

  2016年3月后,杨沁任九江银行柴桑支行行长助理,2018年4月出任九江银行营业部总经理助理。

  2018年5月,九江市人民政府印发的干部职务任免显示,杨勇开始担任九江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试用期一年)。该集团于2018年2月2日登记成立,集团母公司为九江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暂设六家全资子公司:九江市财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九江市财企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九江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和九江市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九金融资租赁(广州)有限公司、九金商业保理(广州)有限公司。

  在父亲获任新职的7个月后,杨沁于2019年2月起担任位于九江市湖口县的九江银行湖口支行行长。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10年时间内,杨沁从一名支行柜员升为支行行长,并在2019年4月挂职湖口县副县长(挂职两年,挂职结束后所挂任职务自行免除)。

  这一挂职则是源于近年九江市委选派九江银行干部到各县(市、区)挂职锻炼的安排。此前相关报道列举的意义包括:是市委、市政府立足九江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为加快提升金融业发展水平、促进全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助力新工业十年行动、搞活九江金融、创新金融业态的迫切需要,是引进金融专业人才、优化领导班子结构、提升政府领导金融工作本领的重要举措。

  上游新闻5月20日的报道提到,九江银行品牌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年1月,该行面向全行员工公开选拔,经报名审查、笔试、面试、民主测评、公示等流程后,杨沁走上湖口支行行长的岗位。 而接近杨沁的信源向上游新闻记者介绍,杨沁受公众质疑后自觉委屈,她婉拒媒体采访是因为依照相关规定,此事应由九江银行回应。

  5月21日凌晨0时33分许,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针对近日有网友关注我行湖口支行负责人杨沁挂职有关情况,我行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严格按照有关程序进行调查核实,并将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一直以来,我行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选人机制,对任何违纪违规行为,一旦查实,将严肃处理。

  针对杨沁父亲系市财政局原副调研员的事宜,5月21日下午,九江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独家回应澎湃新闻称,当天下午一直在关注此事件的舆情,已跟相关领导作了汇报,目前还在跟相关部门沟通,至于杨沁(任职)跟她父亲的关系,市纪委监委介入调查需要走程序和时间,希望网友和公众等待调查进展,这个事情会有说法。

  针对这一事件,5月21日下午,九江市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向澎湃新闻独家回应称,九江市委组织部已经督促九江银行展开调查,市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也已介入调查,第一步先由挂职派出单位自查。

网红爬楼坠亡,直播平台有无责任?

  网红爬楼坠亡,直播平台有无责任

  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判花椒直播平台赔偿3万元

  因认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高度危险性视频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查和监管义务,致吴永宁攀爬高楼坠亡,其家属何某以网络侵权责任为由,将北京密境和风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视频直播平台??花椒直播诉至法院,要求其赔礼道歉,并赔偿各项损失共计6万元。

  5月21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对该案进行一审宣判,法院认定花椒直播平台承担网络侵权责任,判决其赔偿何某各项损失共计3万元。

  原告:花椒直播平台未尽到审查监管、安全保障义务

  吴永宁曾在浙江横店影视城做过演员。从2017年开始,吴永宁在花椒直播等各大网络平台发布了大量徒手攀爬高楼等具有高度危险性的视频,视频总浏览量超过3亿人次,并拥有了上百万粉丝,成为了网络名人。2017年11月8日,吴永宁在攀爬长沙华远国际中心时,失手坠落身亡。

  意外发生后,何某将花椒直播平台告上了法庭。“吴永宁发布的视频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拍摄过程中很可能会发生意外。”何某认为,花椒直播平台为了提高其网络平台的知名度、美誉度及用户的参与度、活跃度等,在明知存在危险的情况下,未对吴永宁的行为予以告诫和制止,也未对其发布的危险视频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作为公共网络空间管理人,花椒直播平台没有对吴永宁尽到安全提示、安全保障的义务。”何某表示,且吴永宁坠亡之时,正处于和花椒直播平台的签约期内,因此花椒直播平台对吴永宁的死亡有直接的推动和因果关系,应承担侵权责任。

  被告: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与吴永宁坠亡无因果关系

  针对何某的指控,花椒直播平台则辩称,花椒直播平台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的行为并不具有在现实空间侵犯吴永宁人身权的可能性,不是侵权行为。“吴永宁上传的视频内容非法律法规禁止内容,故公司没有应当处理的法定义务,不作处理不具违法性。”花椒直播平台表示。

  同时,花椒直播平台还认为,其与吴永宁之间就花椒直播软件新版本的推广合作不是加害行为,花椒直播平台从未指令吴永宁做超出其挑战能力或者不擅长的挑战项目,与吴永宁高空坠亡不具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花椒直播平台未参与其挑战行为,且吴永宁从事极限挑战的目的未必是为了获得报酬。

  “吴永宁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极限挑战屡屡成功已声名鹊起,应认为其具有一定极限挑战的能力,花椒直播平台并非明知或应知吴永宁不具备挑战能力而要求或放任他挑战,不具有主观侵权过错。”庭上,花椒直播平台表示。

  法院: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用户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庭审中,围绕“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需要对网络用户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花椒直播平台是否构成侵权”“在侵权成立的情况下,花椒直播平台承担具体责任如何认定”等焦点问题,双方展开了辩论。

  法院认为花椒直播平台是公共场所在网络空间的具体表现形态,具有公共场所的社会属性,且平台具有营利性,与吴永宁共同分享了打赏收益,理应对吴永宁承担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同时,花椒直播平台应对吴永宁上传的视频进行审查,但也应指出,花椒直播平台的审查义务应是在明知或应知吴永宁上传的视频内容可能具有危险性,并可能会产生风险的情况下进行的“被动式”审查,而非主动审查义务,否则会苛以平台过重的审查义务,造成过高的运营成本,不利于行业发展。

  吴永宁上传花椒直播平台的视频大部分为高空危险视频,其攀爬及表演高空危险动作过程中未穿戴防护设备,亦缺乏相应的安全保障。花椒直播平台曾经邀请吴永宁参与代言活动,可见其对吴永宁拍摄视频内容的危险性是明知的,对可能造成的危险结果也是可以预测的。但花椒直播平台未对吴永宁上传的危险视频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系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花椒直播平台为吴永宁上传危险视频提供了通道,为借助吴永宁的知名度进行宣传,还曾请其拍摄相关视频作推广活动并支付了报酬,故花椒直播平台对其持续进行该危险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应认为花椒直播平台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导致吴永宁坠亡的诱导性因素,二者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因吴永宁拍摄的视频内容的危险性是明显可见的,其可能造成的危险结果,也是可以预测的,花椒直播平台对此是应知、应注意的。但花椒直播平台未采取断开链接等措施,也未对吴永宁进行安全提示,故对吴永宁坠亡存在过错。

  在责任认定方面,法院认为,花椒直播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法实体控制吴永宁的危险活动,并不会直接导致吴永宁的死亡,其只是一个诱导性因素,吴永宁坠亡也并非必然发生的事件。吴永宁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预见拍摄危险视频的风险,仍进行冒险,为其坠亡主因。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认定花椒直播平台应该对吴永宁的坠亡承担相应的网络侵权责任,但吴永宁本人应对其死亡承担最主要的责任,花椒直播平台对吴永宁的死亡所承担的责任是次要且轻微的,花椒直播平台应赔偿何某各项损失共计3万元。

  单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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